杆秤的故事

□陈明干

在乡间，大杆秤简称大秤，小杆秤叫小秤。大秤秤杆长、秤砣重，小秤则相反。使用杆秤，均以市斤算，大秤可称一百斤以上的实物，小秤只称几斤、几十斤的实物。秤杆上有两排晶亮的秤星，每颗代表一定斤两，上面一排代表“头号”，称的重量多；侧面一排代表“二号”，称的重量少。称头号时用头号提绳，称二号时用二号提绳。秤钩钩着实物，实物有多重，秤砣线就落在秤杆上相应的秤星位置。

每个生产队都有一把大秤和一把小秤。生产队配有执秤员，粮食等物资进出都由他称秤登记。

刚开始收获的麦子和稻子，用于送公粮。公粮是生产队向国家缴纳的作为农业税的粮食，缴公粮的地点在几公里外的公社粮管所，农人先要将场上的粮食过秤后装上船，再撑到粮管所出售。

过秤就是用大秤称。过秤后，假如一船上了一万斤的麦子，那么到粮管所出售后，麦子还必须是一万斤。过秤是防止送粮过程中粮食有损失。

那时装运粮食，靠人工扛笆斗。笆斗重8斤，每一笆斗需装整整100斤麦子，过一次秤就是108斤，一万斤麦子要称一百次。笆斗重，称的次数多，大秤的头号提绳就系在三根毛竹做的秤架上。笆斗装满了麦子，吊在秤钩上，秤头立即向上翘，执秤员随即将秤砣线移到108斤的秤星位置。秤头再上翘，一旁的人就用畚箕取出一点麦子；秤头下垂了，就往笆斗里添点麦子。当长长的秤杆水平时，两个人取下笆斗，由一人扛到船上。

但过秤送粮，执秤员似乎很大度，秤头每次都翘得高高的，送粮的人眉开眼笑。一笆斗麦子吊在秤架上，秤头向上翘一点能增加好几斤，向下垂一点也可减少好几斤。每次秤头往上翘，意味着所称麦子的总数多出不少。这多出的部分，一来防止麦子水分高，到粮管所要重晒，贴补损耗；二来也是让送粮的人打牙祭，用多下来的麦子在集镇饭馆里换一顿饱餐。

公粮完成了，再收获的麦子或稻子仍要过秤，送进仓库，作为种子和口粮。

分口粮时，每家每户都有人到场，各家的笆斗挤满了仓库。称口粮，除了用秤架外，还要另竖一根草叉柄，柄上扎一根稻草作记号。每称一笆斗稻，秤杆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，必须呈水平状态，也就是秤头与稻草齐平，俗称“平秤”。口粮是命根子，众目注视下，秤头既不能高，也不能低，平秤是最公平的。

生产队副业地每收获一次，大秤就扛到了田里。胡萝卜、山芋、南瓜和大白菜等，是口粮不够吃时的接济之物，每次按人口和工分分配，多的人家分得一百多斤，少的人家分几十斤。分这类蔬菜，是两个人用杠子抬着大秤称。因为分的数量不等，杠子一会儿要套在头号提绳上，一会儿又换到二号提绳上。

生产队每年饲养十多头肉猪，出售后作为集体收入。但过年前，也要杀一头猪分给农户。猪子是集体的，不能随便杀，需得到大队干部批准。宰杀后，猪体一分为二，先用大秤吊起来称，然后用总斤数除以全队总人口，再切块用小秤分配。“刘大年５口子，每人半斤，分肉二斤半！”小队会计一报数，杀猪的手起刀落，一块猪肉被切开。执秤员用秤钩钩住肉块，向上一拎，秤砣线一移，秤头还是有点翘。执秤员叫杀猪的再切去一点点，秤杆平了。刘大年斜了执秤员一眼，有些不高兴地拎走了肉，嘴里还嘀咕：“尿泡虽大无斤两，秤砣虽小压千斤。”

“干河了！”乡村孩子兴奋地奔跑叫囔着。干河，就是将村西的老大河河水抽干后捕鱼。每年腊月底，生产队要干一次河，分一次鱼。鱼是散养的，都是鲢鱼和鲫鱼等个体不大的杂鱼，每人最多也只能分得一斤，但有这样的年货也不错了。“小秤杆一翘，一家子都笑。”农人是最知足的。

时光流入20世纪80年代，执秤员被淘汰，杆秤却多起来，乡间更加活跃。

分田到户，农人缴完公粮，其余粮食就放在家里，啥时候要钱用就啥时候卖粮。王龙山有经营头脑，用一条船和一杆大秤做粮食生意。他夏季收麦子，转卖给外地“粮老板”，从中赚差价；秋季收稻子，或转手卖出，或轧成大米赚钱。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粮食让他收。一次，我二叔感到不对劲，他预先将三个笆斗里的稻子称了一下，当王龙山来称稻时，每只笆斗竟都少了七斤！愤怒的二叔一把夺过王龙山手里的大秤，用脚一蹬，大秤一折两断：“你这个畜生，竟用‘黑心秤’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？！”王龙山无地自容，跪在地上求二叔别吱声，从此远走他乡，再也没回到村里。

原来，王龙山的大秤是找人特制的。他收别人的稻，先把秤头压低，秤管里的水银流往秤头，称的稻子就比标准斤两多；自己的稻卖给别人，则稍微抬高秤头，水银流在秤根，所称稻子就比标准斤两少，损人利己。

村里豆腐坊是孙二婶开的，村里人常拿大豆跟她家换豆腐和百叶，一斤大豆换七两百叶或五块豆腐。无论称大豆还是称百叶，都用孙二婶家的小杆秤。这把小秤很准，外地人来村里卖鱼、卖肉和其他蔬菜，谁不放心，就拎着买来的东西到孙二婶家里验秤。孙二婶的豆腐、百叶不愁卖，除了口感好，当然还有人们对那把小秤的放心。孙二婶常说：“人心就是秤。秤坏了，就不能做生意了。”